一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就想到马克思那句经典的号召——“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本书会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行动指南吗？实际上，改变世界不像按照说明书那样一步一步来就可以成功；人类社会也不是一个真空实验室，控制变量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实验步骤还可以无限复制。

这本书更像是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结合。第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梳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到晚期的几个重要的思想变化和二者之间的差异，包括社会主义学说对两人的影响，他们对政治、对工人阶级、对革命的看法，以及对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一般性分析等。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以历史环境的变化为依据，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起起落落及其在学术领域和社会实践方面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与主流教科书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霍布斯鲍姆以问题导向的形式揭开了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之旅，而不是以一种先验、必然、毋庸置疑的视角来阐述这段思想史，因此不会把马克思的思想当作固定不变的教义或简单化的原理来拥护，而是会根据历史的变迁及其所产生的新的问题来反思马克思所留下的思想遗产。

如果把历史坐标倒放回马克思所处的年代，看看马克思到底在回答什么样的时代问题，也许这位看似遥不可及的伟大思想家和革命家会变得更平易近人：当理性和启蒙并没有带来资产阶级所描述的理想王国，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扩大不仅相伴相生，还造成疯狂的社会对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时，人类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说到底，马克思的理论关切始终起始于、也落脚于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且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与解放。越是了解他的思想，越是能感受到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有机结合。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态度和观点是矛盾而复杂的，霍布斯鲍姆对此展开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一方面，马克思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的破坏”所带来的历史进步，进步在于把人“从原始人谋生时被给予的环境中解放出来，和在从动物到人的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原始和自发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古代世界的人是生产的目的，而现代世界的人变成了生产的手段，财富则成了生产的目的。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式下，财富不仅是钱，还包括人的需要、才能、享受、生产力等更普遍的东西，财富就是人对自然、对社会自身的统治的充分发展，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无论这种创造性的发挥是通过外在的科技力量强加给人类的，还是人类出于自身的欲望，通过竞争或合作激发出自身更大的潜能——“即使这种最不人道和明显矛盾的形式，也比过去的一切历史阶段更接近人道主义的个人自由发展理想”。

另一方面，这并没有阻止马克思日益憎恨和蔑视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他发现其非人道的一面越来越令自己胆寒（现在的我们不一定能共情这种“心寒”，因为马克思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积累比现在要残酷和黑暗得多，连同时代的批评者都不得不承认，不像当今社会已经演变成了“更人性化的资本主义”）。在多次见证革命的失败之后，马克思晚年转向研究人类学，并越来越倾向于原始公社（无论多么落后的形式）所体现出的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哪怕他冷静地指出了原始村社其实也包含着男女不平等的规定和父权制的萌芽，不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其进行了过度的美化，但他仍然向往公社所提倡的淳朴、互助的社会美德。

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内在矛盾，霍布斯鲍姆不会非此即彼地划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种复杂性也鲜明地体现在了两人共同的行动策略中：他们在论战中一贯地、激烈地批判包括早期社会主义者在内的革命左派的传统路径；他们批判那些以好社会代替坏社会、以理性代替非理性的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分法；他们批判各色左派制定的先验性的纲领，尖锐地指出左派总是忍不住绘制详细的乌托邦蓝图，但是这些蓝图总是自相矛盾；他们也批判地看待社会变革的确切形式，不会因为自身对革命的偏好而拒斥其他的斗争形式，同时批判运动中的去政治化或者唯政治化，等等。总之，他们拒绝「非历史的意志主义」。

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把运动放到历史发展的环境下去分析。要想看清未来的形势和行动的任务，就必须揭示它们得以产生的社会发展进程，这种揭示又得等到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能完成。只有在分析历史发展的具体状况之后，才能判断出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可能的。因此，政治策略的制定依赖于特定的历史变迁状况，而不是由政治策略本身来决定。这不可避免地使共产主义者的政治任务变得模糊而又复杂。

从这个意义上看，霍布斯鲍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非教条主义者，他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身所包含的人所共有的矛盾和复杂性。也许认真对待马克思的方式并不是用他的晚期思想反对他的早期思想，也不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却重复着早已过时的口号，既不承认自己思想上的懒惰和胆怯，又没有耐心去钻研和了解我们所处社会的内在机理——而是直面矛盾，揭示矛盾产生的原因，以及矛盾又是如何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发展演变的。

马克思留下了如此丰富的思想遗产，它既是左派（当然也是全人类）的财富，也一度成为左派继续前进的枷锁（现在也许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时代环境的变化催生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质疑，包括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消费主义诱导人们对个体和家庭消费欲望的关注、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生活的私人化和社区凝聚力的下降，以及非体力就业比例的增长和中高等教育的扩张比以前吸收了更大比例的、收入更高的熟练工人阶级等等，这些发展不可能不影响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对体力工人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观点，也让左派感到更加迷惘。

不断变化的现实促使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或长期或短期的反思，但是这种反思曾在苏联政权的意识形态束缚和左派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执念下愈发停滞不前，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1900年以来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所有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修正’和‘修正主义’这些词语意味着抛弃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

尽管自20世纪3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解释世界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根源，但并不是很有说服力，它和自由主义一样都没有成功地提出一种应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新阶段的理论，也没有解释清楚战后的“丰裕社会”到底是怎么来的。当马克思主义者实实在在站在了自己希望改造的现实世界面前时，他们要么怯懦，要么逃避了。反而是研究现代社会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汲取了不少养分，拓宽拓深了理论研究的领域。

那么现在的我们能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什么呢？霍布斯鲍姆给出的思考是：承认马克思主义需要现代化——不停地深挖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谬误和矛盾之处，就像马克思对待李嘉图及任何人的理论那样，但这并不会否定马克思的历史成就，他仍从整体上为认识和改变世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指导。

时光再前进到最近的2008年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不仅给左派，也给世界提出了更亟待解决的问题，即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当作历史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终结来进行分析，同时这个经济制度并不是所谓理想的市场均衡或自我纠错机制，内在的不稳定和周期性的危机才是它的本质，和外在因素的相互博弈成了它的常态，就像矛盾才是这个世界永恒的注脚。这次经济危机也瓦解了资本主义曾经所有的幻梦，尤其是市场至上的原教旨主义——把世界历史当作纯粹的私人或公共历史，以此来进行纯粹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种种尝试都难以为继，回到哪一个极端都不可能了。

在这样的新阶段上，连霍布斯鲍姆都认为人类劳动在越发高科技化的经济增长中成了日益可有可无的生产要素，我反而觉得人类劳动越来越重要——但不是那种简单、重复、机械、可替代性强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而是复杂、创造性的、各领域相互融合、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更加紧密的脑体结合劳动，如果人类不随着社会的发展持续迭代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创造能力，劳动确实是越来越无关紧要并且要被淘汰的。而促使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除了外在的竞争压力（无论是和人还是和机器），还有自身追求更理想生活的欲望。

因此，改变世界从未过时——前提是我们把视野打开，不把改变世界局限于某种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改变世界也从来离不开解释世界，正如该书译者在后记中所写下的期望，“以思维所特有的方式，把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精神上的整体具体地再现出来，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祭司的身份使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抽象规定来进行分析和批判以及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肩负的艰巨任务”。

这项事业可以由你，可以由我，也可以由我们每一个人来延续下去。